回味叛逆的青春
我的求学年代①
回味叛逆的青春
马晓年
从小家教很严，我每天都是早上出门上学，下午放学回家，两点一线。父母既不许我到别人家玩儿，也不许同学到家里来。所以我小时候过得很闭塞。当然，也得益于父母严格管教，我的学习成绩始终保持前列。
上五年级时，适逢1956年新中国第一批简化汉字方案公布。学校老师给我布置任务，把方案里的字抄写到两张整开的大纸上，以便贴到教室墙上，供同学们学习。回家后我就挖空心思设计，画格并一笔一笔抄写，把《汉字简化第一表》里230个简化汉字写得满满当当。完满完成任务后，看到自己的作品贴在教室里，颇有点洋洋自得。从那以后，我对书法就有了一些兴趣。高中时期，我还参加了一次学生书法展览，写了20多厘米见方的蝇头小楷——《滕王阁序》，自认为能一展风采，等到展出时一对比才发现自己的水平之差，想起平日不知好歹地洋洋得意，更觉汗颜。
, http://www.100md.com
小升初时，我考进了重点中学——北京四中。报到那天，我可开心了，因为学校有一个大操场，草长得很高，有很多蚂蚱，我抓了好几个回家玩，为此还挨了一顿骂。由于自小成长的环境封闭，我一开始确实不太善于和同学们打交道，当时的班主任就认为我比较孤僻。我记得有一次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突然说“我不爱看打仗的电影”，似乎特意为了显得与大伙格格不入，所幸同学们都挺好、挺热情，也没有和叛逆的我计较。
升高中时，我的成绩不够保送本校。当时考试采用“5分制”，第一批保送生各科成绩全是5分，第二批保送生只允许有一门成绩4分。当时我的班主任找到我，说：“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希望四中给他们输送一些学生，我们决定保送你过去。”那是1960年，原清华大学附设中学扩建为清华大学附属中学，增设高中。但我考虑了一天后回绝了，心想：“清华大学那么远，我可不去，我还是报考本校。”这是我第二次叛逆表现。最终我如愿通过考试进了四中的高中部。
高中三年正值国家“三年困难时期”，所以我也经历过“浮肿”(因营养不良导致的水肿)。那时候，我常常去护国寺电影院看5分钱一场的电影，我最爱看《好兵帅克》《偷自行车的人》等外国片，不大关心政治，学习上也马马虎虎。我的班主任熊东仙老师看在眼里忧在心里，反复多次和我讲“要好好学习，立大志向”。后来，我才开始慢慢上心用工学习，最后考上北京医学院医学系(现北京大学医学部)。
, 百拇医药
在我的中学同学中，有几位非常出色。比如何玉生，考上北京大学，改革开放后成为新中国首批公派留学生去英国读博，学的是超导，为我国航天事业尽职尽责。1982年我去英国进修期间，他在很偶然的情况下知道了我的地址，我们才恢复了联系。还有赵炳礼，考进了中国协和医科大学，后来曾任国家计生委副主任。陆应麟是我同届校友，更是大学同班同学，也是新中国首批公派出国读博的，后来在军事医学科学院搞病理研究。
至今，我们这些中学同学还时不时聚一聚。我记得约20年前，有一位同学丧偶后，想再找一个伴。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姑娘，他怕太年轻不合适，就咨询我可不可以。那时我正如火如荼地开展性医学门诊和性学科普教育，我就告诉他一个公式，再婚找配偶的年龄计算方法——自己的年龄除二再加八，结果一算刚刚好，至今两个人过得和谐美满。(连载④)▲, 百拇医药
回味叛逆的青春
马晓年
从小家教很严，我每天都是早上出门上学，下午放学回家，两点一线。父母既不许我到别人家玩儿，也不许同学到家里来。所以我小时候过得很闭塞。当然，也得益于父母严格管教，我的学习成绩始终保持前列。
上五年级时，适逢1956年新中国第一批简化汉字方案公布。学校老师给我布置任务，把方案里的字抄写到两张整开的大纸上，以便贴到教室墙上，供同学们学习。回家后我就挖空心思设计，画格并一笔一笔抄写，把《汉字简化第一表》里230个简化汉字写得满满当当。完满完成任务后，看到自己的作品贴在教室里，颇有点洋洋自得。从那以后，我对书法就有了一些兴趣。高中时期，我还参加了一次学生书法展览，写了20多厘米见方的蝇头小楷——《滕王阁序》，自认为能一展风采，等到展出时一对比才发现自己的水平之差，想起平日不知好歹地洋洋得意，更觉汗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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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升初时，我考进了重点中学——北京四中。报到那天，我可开心了，因为学校有一个大操场，草长得很高，有很多蚂蚱，我抓了好几个回家玩，为此还挨了一顿骂。由于自小成长的环境封闭，我一开始确实不太善于和同学们打交道，当时的班主任就认为我比较孤僻。我记得有一次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突然说“我不爱看打仗的电影”，似乎特意为了显得与大伙格格不入，所幸同学们都挺好、挺热情，也没有和叛逆的我计较。
升高中时，我的成绩不够保送本校。当时考试采用“5分制”，第一批保送生各科成绩全是5分，第二批保送生只允许有一门成绩4分。当时我的班主任找到我，说：“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希望四中给他们输送一些学生，我们决定保送你过去。”那是1960年，原清华大学附设中学扩建为清华大学附属中学，增设高中。但我考虑了一天后回绝了，心想：“清华大学那么远，我可不去，我还是报考本校。”这是我第二次叛逆表现。最终我如愿通过考试进了四中的高中部。
高中三年正值国家“三年困难时期”，所以我也经历过“浮肿”(因营养不良导致的水肿)。那时候，我常常去护国寺电影院看5分钱一场的电影，我最爱看《好兵帅克》《偷自行车的人》等外国片，不大关心政治，学习上也马马虎虎。我的班主任熊东仙老师看在眼里忧在心里，反复多次和我讲“要好好学习，立大志向”。后来，我才开始慢慢上心用工学习，最后考上北京医学院医学系(现北京大学医学部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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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我的中学同学中，有几位非常出色。比如何玉生，考上北京大学，改革开放后成为新中国首批公派留学生去英国读博，学的是超导，为我国航天事业尽职尽责。1982年我去英国进修期间，他在很偶然的情况下知道了我的地址，我们才恢复了联系。还有赵炳礼，考进了中国协和医科大学，后来曾任国家计生委副主任。陆应麟是我同届校友，更是大学同班同学，也是新中国首批公派出国读博的，后来在军事医学科学院搞病理研究。
至今，我们这些中学同学还时不时聚一聚。我记得约20年前，有一位同学丧偶后，想再找一个伴。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姑娘，他怕太年轻不合适，就咨询我可不可以。那时我正如火如荼地开展性医学门诊和性学科普教育，我就告诉他一个公式，再婚找配偶的年龄计算方法——自己的年龄除二再加八，结果一算刚刚好，至今两个人过得和谐美满。(连载④)▲, 百拇医药